英媒:香港逃犯条例寿终正寝 为何仍对经济不利?


商界很多人对香港立法可以将嫌疑人遣返回中国所造成的对立非常担心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本周表示,富争议的逃犯条例寿终正寝。

此前,商界很多人对香港立法可以将嫌疑人遣返回中国所造成的对立非常担心。她的这番讲话让他们大松了一口气。

商界人士担心,这样的法律变动将损害香港的自治,而这正是香港成为亚洲最为重要的一个金融中心的关键。

但是香港的抗议民众仍然不相信特首的讲话,他们希望看到逃犯条例正式被撤销。

如此一来,政府和抗议者之间的矛盾和对峙还有可能继续,对香港的国际声誉造成新的风险。

美国香港商会主席塔拉·约瑟夫(Tara Joseph)告诉我说,香港政府和抗议者之间有很大的距离,香港的经济已经感受到中美贸易战带来的冲击,抗议就像雪上加霜,所以能快些有个结论真的很重要。

的确,有很多迹象显示,香港这个亚洲历史最悠久的金融中心触动了人们紧张的神经。

富人移民资金外流

有证据显示,香港的富人已经开始考虑其他可选之地。

移民律师大卫·勒斯佩兰斯(David Lesperance)告诉我说:他看到的情况是,香港的高净值人士查询在世界其他地方争取永居权或争取公民身份的案例大幅度飙升。

他说,香港这些高净值人士其实已经担心相当一段时间了。但是最近围绕逃犯条例所产生的争议,以及其后发生的抗议和占领立法会,真的刺激人们开始采取行动移民。

他说,人们通过投资或者归化获得其他国家的公民身份,来加强自己的后备计划,可以随时离开香港。



香港的高净值人士查询在世界其他地方争取永居权或争取公民身份。



私人银行的客户们也开始询问,如何把帐户转到新加坡,还有一些银行家告诉我说,有相当多的人在转银行帐户。不过,也有其他人说,他们的客户中有担心的毕竟还是少数。

有些商界人士说,在香港做生意的风险也已经增大。

有报道说,有些公司已经开始积极寻求将公司总部搬到其他地方,不过他们说,正式这么做的还没有看到。

逃犯条例

考虑到逃犯条例只是"寿终正寝",而不是正式撤销,所以有专家认为,香港的抗议还会继续。

未来几周已经有大游行的计划,而抗议人士说他们的要求没有达到之前不会停止抗议示威。

不过法律界人士却很有信心,他们认为这一富争议的引渡法案永远都不会再有重现天日的一天。

在香港执业的律师安东尼·达皮让(Antony Dapiran),曾写过《抗议之城》(City of Protest)一书。他说:现在这样的说法应该是为了林郑月娥留点面子,也避免被外界认为是政府向抗议者让步。这就是她没有用撤回一词的原因。

他说:"政府并没有秘密计划再提出这一法案。因为立法会中间的亲北京政党对现在发生了的事情特别恼火。现在根本就没有政治意愿把这个法案推行下去。"


有损经济



尽管如此,街头的抗议预计还会继续,而这些对香港的经济已经造成了影响。

以夜生活丰富多彩而闻名的香港兰桂坊创始人阿兰·泽曼(AllanZeman)告诉我说,旅游业自抗议开始以来已经减少了5%到10%。

零售业也在下降,很多抗议发生地段的零售商店都不得不关门。生意已经不稳定了。

不过,长期对峙的可能性应该有限。

泽曼说,以前类似的大规模抗议对经济并没有造成久远的影响。"我们有过79天的占中抗议,香港很快就恢复了。"

"关键的问题是社会性的——住房问题,如何把房价降下来。如果你的生活不错,你就会热爱政府和中国。如果你租金很贵,你就会走上街头。"

2047年大限

香港的经济存亡靠的是它的独立和自治。泽曼先生说,对这一点中国心知肚明,也不愿冒险去改变。

但是很多在商界的人都告诉我说,香港之所以重要,香港的经济前途,都与它是进入中国大陆的门户有密切的关系——要谋得平衡特别不容易,特别是香港人对所享受的自由越来越担心。

25岁的何女士告诉我说,"我必须在这里生活变老,我必须在这里抚养我的孩子。中国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而2047年就快到了。如果我们现在什么都不做,香港很可能就会变得跟中国大陆的城市一模一样。"

2047年,是香港基本法到期的日子。香港在一国两制原则下所享受的特别地位将会怎样却很不明朗。

根据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给中国后实行的基本法,香港将确保享有中国大陆民众所没有的某种程度的自治和自由,独立的司法以及抗议的权利,正是这些自由的一部分。

国际社会也同样在注意香港。

2018年欧盟委员会的一份报告说,香港的一国两制原则是香港经济繁荣的基石,但欧盟对香港的高度自治以及它作为国际商业中心的吸引力是否还能长期保持下去却有担心。


香港商界担心抗议人士与政府的对峙持续下去

如今香港的政治僵局带出的一个触目惊心的现实是,2047年其实很快就到了。

对很多我在香港街头遇到的年青抗议人士们来说,中国越来越大影响力所带来的威胁,已经大到无法视而不见的地步。

这就是香港的难题。它需要在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年青人的要求愿望之间达成平衡,而这些年青人恰恰认为,一旦接受了更多北京的控制,他们就没有经济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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